东莞长安电子厂千余留守工人 索要补偿金要求被解雇

       因工厂停产，东莞长安霄边平谦电子厂的100余名“留守工人”，从4月1日到8月6日度过了他们史上“最轻松也最无聊”的4个多月。这段时间里，车间机器封存，工人每天闲呆在厂里，聊天、打牌，无所事事，只能领到基本工资。僵持了4个月后，厂方突然张贴停工放假通知。工人们担心该厂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邹某离开而使他们的补偿金泡汤，遂将邹困在厂里，要求被解雇。最终引发邹某提刀“闯关”，无奈被“人墙”拦住……

　　一边是工人闲在工厂聊天打牌度日，一边是工厂中层管理人员提刀“闯关”。这样的“剧情”充斥着浓浓的酸楚味。显然，平谦电子厂工人们的遭遇，并非个案，而是中国外向经济低迷之下劳资关系的一个缩影。事实上，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。比如一个月前，东莞大岭山的圣马来工艺品厂也发生工人集体要求“炒鱿鱼”。

　　这种经济低迷下的“僵尸工厂”现象，无论于厂方还是劳动者来说，都尽显无奈之感。客观而论，一般情况下厂方并非故意不开工，而是应对经济低迷的无奈之举。应看到，在经济低迷之下，对于那些订单利润很低乃至负利润的企业来说，订单越多，开工越足，也就意味着企业损失越大，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自杀。于是，选择长期不倒闭、不开工、放长假、只发最低工资，也就成了企业的“理性”选择。显然，企业的这种选择，目的一般有二：一是借此“逼走”员工从而规避巨额补偿金；二是企业甩掉包袱，以求苟延残喘。

　　尽管“僵尸工厂”的背后有着企业的无奈，但相对于那些“被放长假”的工人们来说，企业依然强势。企业的“僵尸”行为，并未违法，比如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三十五条就明确规定：“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，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%支付劳动者生活费，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、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。”然而问题是，对于那些本就工资微薄的工人来说，企业长期发放的那些可怜的基本工资，显然不敷生计，只能被迫放弃各种补偿自行走人。

　　经济不景气下，企业还可以在法律法规的“庇佑”下，通过“拖字诀”、“僵尸工厂”行为，将企业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而顺利脱身。而于劳动者来说，却别无选择，只能接受“想再去找个好厂上班，但厂方一直耗着不辞退我们”的两难处境。在中国的劳资关系中，劳动者本已处于弱者地位，而今企业的“僵尸”行为，无疑令其雪上加霜。

　　经济危机下的“僵尸工厂”现象，一方面说明了企业转型之迫切，另一方面则暴露了法律的空白。从经济理性人和法治的角度来说，企业的“僵尸”行为，似无可指摘。然而从社会道义上讲，企业转型升级、应对经济危机的代价，显然不应由弱者来承当；而法律的空白，更不应独让劳动者来填塞。相反，作为弱势者的企业工人的权利，更应有坚实的法律来作保障。而这，有赖于地方职能部门的积极作为。